日本声名狼藉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和犯罪部落--暴力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封建时代,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发展最成熟的犯罪集团之一，暴力团的影响遍及日本,大到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的核心机构，小到城市中的大街小巷都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暴力团拥有着古老的仪式和奇异的亚文化,毋庸置疑,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关注的犯罪组织之一。

　　几年前，我的兄弟在东京的六本木地区的霓虹灯巴比伦设计并建造了一家由自己经营的夜总会。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深人民间,向那些我所信任的每天都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当地人询问关于暴力团的一些事实,验证暴力团是不是真的如之前权威人士告诉我的那样。

　　需要求证的事实有这些:尽管暴力团的数目众多，却极少有街头斗殴。一些暴力团的成员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种名片,名片中隐含着他们的等级、帮派和联系信息?一些时候，在某些地区，暴力团成员是不是真的扮演了影子政府和警察的角色?暴力团在日本是不是也像在西方一样在流行文化中被奉为圣人?暴力团的起源

　　根据日本全国警察科学研究院的调查，日本暴力团的帮派有2500个，成员共计150000名。如果这个调查数据准确的话,那么暴力团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然而对日本的很多人来说,他们并不以自己国家有这么大规模的犯罪集团为耻,反而以此为荣。

　　日本人为暴力团感到骄傲的一个主要原因和暴力团的起源有关。世界上的大多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都会为自己编造一段高贵而光荣的历史,他们常常声称自己的犯罪辛迪加是从古老的反抗运动，或者保护穷人免遭封建地主迫害的组织发展来的。但是,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具有想象力的说法总是欠缺真实性,这里边也包括暴力团的例子。

　　1603年,德川家康成为幕府将军后,继续推进日本的统一运动,大多数武士发现他们已没有封建领主可战,纷纷失业。这样一些无主的武士,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浪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组成了小帮派,开始打劫村舍和较小的城镇。他们残暴的行为、超大的佩剑以及夸张的服饰为他们组织赢得了这样一个名字--歌舞伎者。为了抵御歌舞伎者的入侵,农夫们和城镇的居民们自发组织了自己的帮派,称为男伊达(意为“城镇卫士”)或侠客。

　　因为只有武士阶级才可以佩剑,所以许多男伊达就雇佣浪人帮助他们保护城镇和村庄。尽管全国警察科学研究院的警方科学家兼弘星野称到1688年为止,所有的浪人都已被消灭殆尽,但是还是有很多暴力团组织将他们复杂的家谱与浪人或侠客联系在一起，暴力团称自己的组织是由本民族杰出的祖先联合赌博行会和小贩而成的。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更倾向于相信暴力团所说的起源版本，而不相信警界科学家所持有的观点。浪人和侠义平民的传统可能是披在暴力团身上的一件充满浪漫色彩的外衣,但是很多人还是坚持将其视为暴力团拥有高贵历史的一种标志。

　　暴力团这个名字的由来和日本的一种纸牌游戏牌九有关,这个游戏中最糟糕的手气被称为“亚库扎”(暴力团)。这种游戏要用到“花札”和“金札”其中一种纸牌。在这一游戏中,一个赌局是由最有价值的三张牌相加后给出的最终的那个数字所决定的。最糟糕的手气是,一把抓到了8,9和3三张牌。根据日本传统的数字发音标准2，这三个数字的读音依次为ya,ku和sa,于是便有了“yakuza”这个词。根据日本现代的数字发音标准,8,9和3的读音应该是hachi-kyu-san,因此现在“yakuza”有时也被叫作“hachi- kyu-san。不知道最初使用暴力团这个词的时候,是否带有侮辱的意思,因为这里边暗含着“没用的东西”的意思,或暗指谁要和暴力团这群人惹上关系,那运气真是糟透了。

　　日本结束封建时代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一直到1869 年明治维新的末期全国工业化飞速发展，日本的封建时代才宣告结束。封建时代结束后，暴力团便迅速和那些控制了卖淫、赌博、敲诈和高利贷的犯罪势力勾结在一起,同时还联合了控制建筑和劳工的犯罪势力。1879年,头山满建立了玄洋社。玄洋社是一个民族主义激进组织，致力于在亚洲大陆扩张日本的势力和恢复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该组织与拥有军事力量的神秘组织黑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个组织都与暴力团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利用暴力团的成员谋杀左翼政客,执行恐怖行动,如1895年暗杀了朝鲜皇后。和这两个组织的合作关系,使得今天的暴力团还保留了许多秘密社会的标志。和右翼政治集团的良好关系,则帮助暴力团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获得了迅猛发展。

　　但是,推动现代暴力团前进的最大力量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美国占领日本时期。当时,因旧社会制度崩溃，美国大兵的到来，而迎来繁荣时期的“浮世乐园”快乐地带是掌握的暴力团手里的，因严格的配给制度而催生的巨大的黑市也由暴力团控制。与此同时,美国为了抵御共产主义的影响,扶持了一直和暴力团保持者良好关系的右翼政治力量。此时的暴力团不仅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政治的老伙伴也站到了权力巅峰。就是这两个因素，让暴力团拥有了完美的起点,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

　　虽然犯罪学家们并不同意暴力团组织是起源于著名的浪人阶级和侠义的平民组织,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为广大暴力团家族所采用的许多仪式和帮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的中世纪

　　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认为，各种仪式为暴力团组织增添了许多神秘感。但是,我们也别忘了,日本人的生活原本就很仪式化。可话又说回来，像暴力团这样的组织,要是没有一套仪式和帮规，也是很不正常的。21世纪的暴力团,不单单只保存了中世纪的仪式,同时也采纳了那些象征生死的正式的程序和习俗。

　　暴力团的组织结构类似于一个家庭,核心是“父子关系”和“师生关系”,这两种关系也是他们的等级关系。他们的家族老板被称为亲分,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父亲的角色”,老板所领导的成员，叫做子分,扮演的是孩子的角色。有时候,亲分也被称作“组长”，意为“家庭首脑”。准会员是由负责秘密招募新人的保证人介绍给亲分的。如果亲分同意接收候选人了,那么就要举行一个“录用”仪式。这个仪式对任何一个暴力团成员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对成员的影响十分深远。

　　在“录用”仪式中,新成员面对亲分而坐，然后由保证人准备一种添加了一定比例盐和鱼的特殊米酒。米酒按地位高低，先给地位高的亲分斟满一整杯,再给地位低的新成员斟上半杯。随后,新成员向亲分宣誓尊其为父,服从他的一切命令,并宜誓效忠新家庭,视家庭利益高于一切。最后，新成员和亲分共同举杯,先各自抿上一小口后,再互换酒杯。这个程序结束后,新成员就变成了一名子分,正式成为家庭的一分子,开始接受家庭中其他“孩子”的道贺。加人新家庭后,新子分还要尊亲分的妻子为 one-san，即大姐姐。子分的生活重心是家族,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暴力团总是在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儿、私生子、流浪者中招募新成员。

　　暴力团家族对成员的要求是,必须绝对服从亲分,为他背黑锅,甚至以身护主。行动失败，或给家族蒙羞,要正式道歉,潜心悔过。认错方式一般是成员主动剁掉自己的一节手指头,把它交给亲分。第一次犯错误,通常只是切掉小指头,再犯的话,其他的手指就要被切掉。一些时候,保证人甚至要代由他介绍人会的成员受过,切掉自己的手指。这种惩罚方式,要么是从武士那里传来的-切指是武士的一种惩罚方式,因为切掉手指后,武士会握不紧剑,要么就是从赌博行会那里传来的-切指是赌博行会标志骗子的传统做法。

　　大多数暴力团成员都会为切指感到异常高兴,因为切指之后,就等于拥有了暴力团的标志，在饭店、酒吧和商店,他们会获得更好的服务。然而,在海外的暴力团成员，切指之后，通常会戴上指套,以掩藏自己暴力团的身份。有趣得很,英国儿童剧中的角色邮差叔叔和小建筑师巴布的玩具第一次被引进到日本时候,人们居然担心,他们只有四个手指头的手会让日本孩子产生误解,吓到孩子们。

　　几乎所有的暴力团总部和营地都陈列有帮规,帮规对成员的言行举止做了一系列的规定-从必须要向非暴力团成员鞠躬到如何向亲分问候都有规定。警察们发现如今暴力团陈列的帮规中,除了原有的一些戒律外,还吸收了一些公司员工手册中的内容。暴力团的文身艺术

　　和好莱坞的一些影片中看到的不同,现实生活中的情报局并不愿意招募那些满是文身的特工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对手识别。许多犯罪分子都知道情报局这一招募特工的特殊要求,纷纷效仿。然而，暴力团却反其道而行,他们不仅剁指，甚至还文身，这使得西方的犯罪学家大惑不解。一位伦敦警察厅的侦探曾这样评论暴力团:他们切掉自己的手指,70%的身体都有文身,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我们多么容易辨别他们暴力团的身份么?

　　日本的警察对暴力团的这一古老的文身艺术的正确评价却是，文身是帮助暴力团组织确认成员资格的一个工具-文身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这些成员在有组织犯罪中的历史、功绩以及心态。虽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文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可文身成为日本黑社会标志的历史却只能追溯到古坟时代(公元250-538年),当时的犯罪分子是将文身作为惩罚的一种方式,当时的文身是打烙印。后来打烙印的做法被政府取缔了,于是这些早期恶毒的犯罪分子,便将文身从毁坏身体发展成一种身体的装饰品。

　　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传统是如何变成现代暴力团组织的一种行为,但是可以知道它可能是歌舞伎者和浪人那里传来的。据称这些在暴力团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匪徒和武士,是以夸张、绚丽的文身著名的。文身这一传统,可能是从江户时代(1603-1867)的“快乐地带”传入暴力团组织的一“快乐地带里”的居住的人的身上大多都有刺青。

　　1868年,日本政府宣布文身为不合法行为,因为其通常是犯罪分子的一种标志。但是,政府的这一法令并没有达到取缔文身的目的,反而提高了文身在暴力团组织中的地位,暴力团组织对这一行为更加感兴趣了。与此同时,文身艺术家的活动转向了地下,专为犯罪组织服务。1945年，美国占领日本后，宣布文身合法化，但是却没有洗脱文身是犯罪分子标志的恶名。即使是在21世纪。日本的许多公共游泳池、澡堂、健身中心、蒸汽室和温泉,依旧拒绝向那些带有文身的顾客提供服务。

　　为暴力团成员所喜爱的文身方式,要么是整背文身,要么就是“连体衣的形式”。连体衣形式的文身一般是覆盖手臂、背部、大腿以及胸部,身体的中心部位不文身。这样的文身要花费 30 000多美金。虽然,几乎所有的暴力团成员或多或少都带有文身,但是许多新生代的暴力团成员,特别是在海外活动的暴力团成员,现在却很警惕大面积的文身。

　　文遍整个背部,需要花上100多个小时,这一文身过程被视作男子气概的一次展示,以及对疼痛承受能力的一次考验。所选择的精彩的文身图案,不是纯粹出于装饰目的的,这是图案还是一种巨大的象征符号。这些图案通常是亲分传给子分,里边包含着一个暴力团家族的完整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与某个著名浪人之间的关系。许多传统文身艺术家的活动仍然是秘密进行的,他们从不愿意谈及文身艺术中所包含的意思。但是,在东京,却有一家由福祉博士开办的著名的文身博物馆,里边保存了一张整背文身的皮肤，安置在一个特殊的人体模特上。日本文身收藏家，许多本身就是暴力团成员，他们也知道一些关于文身图案所包含的意思的最好信息。这些文身收藏家,保存好自己的文身的同时,还常常可以从那些想让自己文身在自己死后继续成为纪念自己功绩的纪念物的人那里获赠文身。正是这些文身收藏家的存在,才让日本警方有机会收集到暴力团文身的图片,编成许多书,并建立了在线数据库,帮助识别犯罪分子。

　　除了可以展示家族血统外,文身常常还记录着暴力团成员在其职业生涯中所犯的特殊罪行或取得的著名胜利，就像一位文身收藏家告诉我的一样,“一些文身就像一张履历表,不仅详细地记录了成员所属家族的和级别,而且还记录了他曾战胜过敌人以及他为亲分完成的任务，一个暴力团成员的身体上所记录的犯罪活动比警察所收集的证据详细多了”。

　　山口组是日本最大的犯罪组织。虽然正式的山口组家族不到200个,但是依附它的犯罪团伙却有1000 多个,山口组控制的暴力团成员数以万计,因此山口组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有组织的犯罪网络。

　　日本执法部门的许多官员,由于担心被当作大惊小怪的人,在估计山口组的规模时,都十分谨慎。一位就职于东京国家警察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对山口组仅做了这样的评论:“该组织的成员不超过45000名,年收入不超过500亿美金。”不管确切的数字是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山口组确实称得上是全球第一流的犯罪公司。

　　山口组的飞速成长,极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个人,那就田冈一雄，一雄的领导,让山口组从南部贫穷城市一一神户的一个码头犯罪小团伙，发展成了今天这个遍布亚洲和美洲的国际性犯罪组织，在日本,田冈一雄是当之无愧的“教父中的教父”,他是21世纪最重要也是最聪明的黑社会领导人。和其他许多暴力团成员一样,一雄也曾是一个孤儿,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从家乡来到了神户，希望能在码头谋到一份工作。当时,他只有14岁,因为年龄太小的缘故没有被雇佣,只好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变成了一名凶残的街头混混,成天打打杀杀。后来,山口登看中了他。山口登1925 年接管了父亲创办的山口暴力团家族。登根据一雄打架的方式给他起了个绰号“熊人”。一雄的年龄一到,登就立即把他吸收进了山口暴力团家族,一雄是登最喜爱的“儿子”,负责管理码头的犯罪活动。

　　1946年,登去世后,一雄成了山口家族新的领导人。一雄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战略家和商人,在他的领导下,山口家族很快就从神户码头的小犯罪团伙发展成了神户最大的犯罪组织。一雄是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后才完成家族转型的,他先是接管了神户的另一犯罪家族--本土会,后又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并通过贿赂手段赢得了二战后神户所有的重建工程。取得了神户黑社会霸主地位后,一雄又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的第三大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商业之都--大阪。

　　20世纪50年代，一雄合并了大阪最重要的两个暴力团家族--盟友会和宫本组后，将家族的名字更名了山口组。1964年,一雄控制的犯罪分支已达343个。此后，山口组便开始向新型的利润丰厚的犯罪领城进军,如毒品贸易和军火走私。在庞大的卖淫、色情以及赌博帝国的支持下,山口组在日本的娱乐业中也占下了一席之地,接管了许多家电影制作公司及唱片公司。一雄与腐败的政客之间的联系,不仅让山口组躲过了许多麻烦,而且还为山口组赢得了许多利润丰厚的政府工程。1980年,山口组已经控制了超过40%的地下犯罪活动，利用合法企业漂白的黑钱达数十亿日元,合法企业里边不仅有高尔夫球场，也有医院。

　　1981年,一雄去世后,他的妻子、家族中的“大姐”,领导了山口组一小段时间。随后,家族便爆发了分裂事件,闹分裂的是山广派，带走了10000 名成员,另组了一个叫一和会的分支。但是,一些人认为,此次分裂,以及随后一和会和山口组的战争,只是山口组设下的一个骗局,以让当局产生错觉,以为他们的势力已经削弱。

　　1989年，新领导人渡边芳则无可争议地坐上了家族的第一把交椅。渡边芳则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而且能够做到让日本民众相信暴力团组织正如他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对公众抱有同情心。1995年,神户发生了灾难性地震,在震后的救援工作中,山口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为幸存者提供援助，而且还投资数十亿日元进行灾后的重建(虽然,有愤世嫉俗者称这不过是山口组为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所做的一次表演)，2005年,芳则宣布退休，把领导人位置传给了筱田建市。在筱田建市的带领下,山口组发展成了21世纪世界犯罪领域的一支强大力量。

　　军火贸易是世界上受最古老的行业之一,该行业的驱动力在于科技进步。每一次战争都能催生一个武器市场,特别是武器技术的进步能够给战斗中的一方带来意想不到的优势的时候。21世纪，武器贸易正变得越来越规范,生产武器的国家为了限制他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开始限制武器出口。

　　当冲突中的一方是反叛组织的时候，该国从国外非法输入武器的需求就会增加。因为国际法不允许正规武器市场向反叛组织出售武器。然而,有组织犯罪集团却不会理会国际法，他们愿意向任何人出售任何一款武器,有时甚至同时向冲突中的双方出售武器。对于有组织犯罪集团来说,利润是唯一目标。

　　从西班牙内战开始,世界上接连出现的冲突,都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武器走私活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也不能否认苏联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巴尔干战争所起的作用，这两者的发生，令武器市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革命。突然之间,有组织犯罪集团很容易就能获得最新最精良武器。小到战斗机、飞毛腿导弹,大到核材料,所有的这些一下子全跑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弹药库里去了。

　　除了向恐怖组织和无赖国家提供武器外,有组织犯罪集团还向那些因武器受到控制引起武器价格上涨的国家,如日本。

　　20世纪，日本有组织犯罪中,仅有一个人的成就可以与田冈一雄的辉煌成就相媲美,这个人是稻川会的第一任领导人-稻川圣城。为此，日本电影公司根据稻川的经历,为这位教父级人物拍摄了一部名为《冒险者乐队》的电影。

　　要从稻川如何起家,如何成为暴力团组织中“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的传奇故事中,整理出一些较为真实的信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获知的一些事实是，他于1915年,出生在横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但很贫穷的家庭里。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一个柔道学生,为了帮助母亲维持家计,小小年纪的他就到一家暴力团开设的赌场里充当执行者，

　　二战期间，稻川招募了一批街头混混和非法赌徒,组建了自己的犯罪家族,然后开始对付控制了横滨黑市的韩国帮与中国帮。传说，将其他的犯罪组织赶出黑市后,稻川出人意料地降低了黑市中的食物价格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尽管如此，稻川家族还是大发了一笔。随后,稻川便被横滨暴力团家族领导人一鹤冈政茨郎相中,鹤冈把自己的组织和经验都传授给稻川。

　　1945年，稻川会,也称稻川圣城,已是横滨实力最强大的暴力团组织之一。此时的稻川会,不仅控制有赌场,而且还参与了卖淫、色情、勒索等活动。当地的警察默许了稻川会的发展,但是,驻扎在横滨的美国总领事,却向他的上司发出了警告,告之稻川会这一潜在的危险。该领事在向华盛顿的发回的电报中,是这样说的:“该组织的活动,不仅涉及到敲诈勒索、胁迫，而且还直接领导着小偷组织。”

　　1960年,东京大都会警察局估计,稻川圣城和依附它的暴力团分支已控制了东京、横滨以及北海道大部分的赌博业。为了分散警方的注意力,稻川将家族的名称改为了富有政治色彩的“锦政会”，以让警方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组织。与此同时,稻川试图与其他暴力团组织的领导人建立联盟,以实现他统一暴力团的梦想。结果，他却被关进了福岛监狱,直到1972年才刑满释放。

　　稻川出狱后,发现锦政会的实力已不复从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别人可以退休,稻川却不可以。在狱中,稻川学习了一些企业文化和管理技术的知识。他仿造成功企业的模式,重组了自己的家族，还与最大的竞争者-山口组建立了合作关系。他转向了大量投资合法企业和毒品贸易,并开始积极向海外扩张最主要的目标是美国。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个再次被称作稻川会的家族,重现了往日的威风,又一次成为了日本有组织犯罪领域中最有势力的一支力量。

　　20世纪70年代,日本红军这一恐怖组织的出现,令日本政客和暴力团组织老板都大惊失色,纷纷认同了稻川的想法:暴力团是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稻川对他的同行这样说道,“虽然我们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但是,我们一旦结成了联盟,我们就会是抵挡共产主义，保护日本国民的铜墙铁壁。反共产主义行动,不但增强了暴力团的政治影响力,还提高了他们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稻川是一个充满个人魅力的男人，众多周知,他十分幽默(在他的圈子里,拥有他这种品质的人已不多见)。他的幽默,在同胞眼里，代表着一个正在丧失的光荣传统。稻川还是一个思想比较新潮的人，他反对断指这样一些传统的做法。稻川的继任者是石井隆匡。20世纪 80年代,在石井隆匡的协助下,稻川会巩固了他们的合法企业。

　　1990年,石井隆匡去世。石井死后，稻川的儿子,稻川裕纮维任。稻川裕纮没有停下家族前进的步伐,在他的领导下,稻川家族继续开展着非法赌博活动、敲诈勒索活动,以及武器走私活动，同时还经营起了高尔夫球场和豪华酒店。2005年5月，裕纮去世,于是庞大的稻川家族被传给了稻川的孙子,稻川英希，种种迹象都表明，稻川英希有足够的能力延续稻川家族的神话。暴走族

　　暴走族们骑着黑色和银色的摩托车,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在东京街头缓缓驶过,车队发出的轰隆声,夹杂着25个经过专门改装的消音器发出的咆哮声,其声震耳欲聋。这些骑摩托车的暴走族都是些十几岁的青年,他们穿着清一色的印有“黑色幽灵”字样徽章的黑色制服，

　　一些摩托车手,在摩托车上,插着日本国旗,上面写着极端民族主义的口号,有时甚至节选一些日式流氓歌曲的歌词。而另外的摩托车手,则携带着枪,叫喊着淫秽的话语,准备随时向身边的人发起挑战。每驶过一个公司,他们都会投下一枚燃烧弹。他们会突然全队加快速度，呼啸离去。这样的场景似乎只会在漫画卡通节目中才会出现,也或许只会是热播电影(阿基拉》中的某个动画场面，可是这绝不是计算机迷们的凭空幻想,这是21世纪日本各个城市中每天都会上演的真实画面。上演这一幕的是日本的暴走族。

　　暴走族并不只在不良青少年中蔓延,它正成为日本有组织犯罪的一支重要力量。暴走族除了风格独特、令人恐惧外,还扮演起了暴力团组织毒品销售员、执行者的角色,同时还是暴力团组织未来子分的重要来源。

　　Bosozoku 意为“奔跑的部落”,用来描绘一群对摩托车和制造事端充满无限热情的反叛青年。暴走族,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刚开始,他们被称作“闪电部落”,数量比较少,对法西斯的服装与成群列队地在街头飙车有点着迷。

　　几年后，暴走族的数量开始增加,行为也更为极端。许多暴走族开始在动作上玩起了花样,发展了一些新分支，如rolling-zuku(喜欢在崎岖的山路上飞车)和roulette-zuku(喜欢一圈圈绕公路),此时的暴走族,更加阴暗的一面也开始暴露。到了20世纪70年代,暴走族现象已十分普遍,这个时期的暴走族,其行为已类似于电影(发条橙)中驾驶摩托车的那帮流氓的行为。帮派之间的火拼是家常便饭,而且还经常恣意破坏公物。此时的暴走族已经引起了暴力团的注意，暴力团一直都是从被日本社会遗弃的人中招募他们的成员，他们为孤儿提供家，为没工作的部落民提供就业机会，为道人污蔑的私生子送去新的“父亲”。20世纪70年代早期，国家孤儿院的建立和新的反歧视法的颁布曾一度使得暴力团成员的来源急剧减少。暴走族的出现让他们重燃了希望，这些年轻、敏感、不被传统社会所接纳暴走族成员，正逐步迈向有组织犯罪。正如东京大都会警察局一位高级官员所指出的那样,“暴力团组织总在招募私生子。然而,现在除了暴走族外,哪里还能找得到私生子”。

　　除了可以用来充当打手,和从事犯罪活动外,暴走族的年龄优势，也是暴力团组织可利用的资源。日本的刑法典没有将20岁以下的青少年考虑在内。那么,十几岁的暴走族正好可以利用来从事胁迫、骚扰以及其他一些犯罪活动,而不用担心会被起诉。暴力团组织还意识到了暴走族可以用来担当毒品销售员--特别是销售甲基安非他明(译者注:一种兴奋剂)的销售员。甲基安非他明,是日本最受欢Kaiyun官方网站迎的一种非法药品。

　　为了不用向暴走族支付工资,暴力团组织决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向这些摩托车手征收“路税”,每个月的“路税”可达数千日元。暴力团组织给暴走族偿还债务的机会是让暴走族为其工作。作为征收“路税”的一种补偿,暴力团组织通过自己与法律部门的关系，让警察少找暴走族麻烦，暴走族不怕触犯法律,却很怕暴力团组织，所以只得乖乖听从暴力团的安排。这样组织结构，还给了暴力团组织的猎头们一个绝好的挑选有才华的子分的机会，暴走族和暴力团的合作，给暴力团组织带来了新鲜血液,似乎只要暴走族继续飞奔,暴力团组织就会继续腾飞。

　　或许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也或许是他们发源自赌徒和卖货郎之故,暴力团总是从那些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人中招募成员，这种传统做法是日本有组织犯罪历史上的一大特色。

　　除了孤儿、私生子和不被血亲家族所承认的人外，暴力团还十分愿意吸收日本的部落民。即使在部落民普遍被称作污秽，面临最严重的种族歧视的时候,暴力团依然称呼部落民为“兄弟”或“儿子”。

　　上个世纪，日本最大的部落民社区是由朝鲜族人组成的,这些朝鲜族人,一直都在为种族歧视作斗争,直至今天。如今,生活在日本的朝鲜族人已超过了620000人，很讽刺的是，造成这一历史局面的罪魁祸首却是暴力团。19世纪,暴力团和黑龙会、玄洋社建立有联盟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催生的政治浪潮，导致了1910年日本人侵朝鲜。此前,暴力团作为黑龙会的代表人,已在朝鲜横行霸道了数年,曾于1895年杀害了朝鲜皇后。

　　日本吞并朝鲜后,一大批朝鲜经济移民涌向了日本。在日本，朝鲜人发现,他们只能从事那些连最贫困的日本人都轻视的工作。为了反抗暴力团,一些朝鲜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帮派,特别是在二战期间,这些帮派同时也为朝鲜人提供了众多的工作机会。

　　像“银座老虎”这样一些名字渐渐开始在日本黑社会中散播开来。银座老虎,1923年出生,朝鲜人,原名叫冲权勇。他建立了一个名为“东边声音”的朝鲜人帮派,20世纪60年代,该帮派的成员达到了1500多名。后来,因为警方的压力,老虎将帮派名更名为了“东亚友好企业协会”。今天,该帮派仍然是东京最有实力的犯罪集团之一,拥有众多的日本成员，已经和其他的暴力团组织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一位就职于东京全国警察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告诉我,“只有在暴力团组织里,像牧野国安和申明雨这样一些朝鲜人才能经营类似松叶会和双爱会这样的企业。这些组织每年的交易额达数亿日元,他们的老板都是佼佼者。这样的情况,在日本的其他公司,是不可想象的”。

　　20 世纪60年代末期，暴力团组织开始向外扩张,此时，朝鲜人就显得特别有用。朝鲜人被派往朝鲜半岛,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分支。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暴力团建立的公司,已经控制了韩国所有的港口工人和建筑工人。该公司同时还控制了韩国的色情业,每年都有大量的日本买春客前往韩国,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韩国妇女被带到日本从事卖淫活动。参加暴力团组织的韩国人，都必须先到日本接受特别训练后，才回国拓展暴力团事业。

　　和日本一样,韩国的暴力团组织也支持右翼势力，他们常常镇压罢工,反对左翼势力。1973年,他们甚至绑架了韩国后来的总统金大中,因为金大中的左翼思想得到了众多的支持,惹恼了暴力团的政治伙伴韩国右翼势力。在政府高层的支持下,暴力团在日本收购了许多合法的韩国企业,购买了大量的不动产。同时，还建立了庞大的犯罪帝国,涉足毒品贸易、军火走私、勒索、敲诈公司等多项活动,并统治了韩国的色情业。

　　正如一位日本警察研究员所说评论的,“他们的老朋友--黑龙会和玄洋社曾经梦想要在亚洲大陆建立一个全新的日本帝国，现在这一梦想,已经由韩国暴力团完成了第一步”。主要罪行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常常被称作是奇迹。因为它从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发展成了世界的工商业强国。经济的发展，让日本国民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让暴力团组织获益颇多。

　　暴力团就像是一只深藏在日本人民体内的寄生虫,他们通过敲诈、勒索和偷盗日本最成功的企业，每年可获得数万亿日元的收人。敲诈大公司,是暴力团最突出的一项罪行,执行这一犯罪活动的暴力团成员，被称作“总会屋”。“总会屋”的字面意思是集团的股东”。

　　如果没有收到巨额现金或无抵押贷款，总会屋就会发出要破坏公司一年一度股东大会的威胁。股东大会一般都很重要,在股东大会上,公司要接受各大股东和媒体的审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大多数公司都愿意满足暴力团提出的要求。如果有公司拒绝了暴力团的要求,那么他们的股东大会必然会丑态百出,暴力团不仅会在那里上演暴力事件,而且还会四处散发公司高层与雏妓的淫秽照片。

　　暴力团敲诈公司的另一个伎俩是变相收取保护费。一般的做法是,由一个总会屋向某个公司发出警告,称另外一个被该公司竞争对手收买的总会屋,要对公司不利。为了防止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公司就只好支付保护费。总会屋渗透、胁迫股东大会的做法，有时也会被用来影响公司决策及人事安排,他们会要求董事会选举那些听话的人。在日本,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难逃总会屋的黑手,一次平静、顺利的股东大会背后,往往隐藏有某种交易。西方的大公司,如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也免不了要和暴力团打交道-1976年，洛克希德公司就被曝光,向声名狼藉的暴力团中介人儿玉誉士夫支付了数百万美金。

　　暴力团另外一种敲诈公司的方式是他们的又一关键罪行。这一敲诈方式是通过控制公司高层人员的财物状况和个人情况来实现的。暴力团在控制了高层人员的财物状况和个人情况后,就会胁迫他们做出对暴力团有利的商业决定。1984年，暴力团绑架了江崎格力高株式会社的会长一个大糖果制造商。在绑架该会社会长之前,暴力团已经通过威胁向该公司产品投毒勒索了一笔资金，此次绑架的目的在于要获取更多的资金。不幸的是,在日本,像江崎格力高株式会社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不过，一般是公司拒绝合作后,暴力团才会实施绑架。

　　日本国家警察局有组织犯罪专案组的前负责人宫胁磊介.曾经这样说过,“日本企业和日本黑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广泛的，我们很难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联系的”。该名负责人谴责暴力团是削弱日本国民经济的罪魁祸首,他称暴力团为“制造衰退的暴力团”。银行曾被迫向暴力团发放了许多不良贷款,后来,这些不良贷款引起的问题威胁到了日本的国家稳定。此时的日本政府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与山口组达成了一项正式协定,要求山口组出面帮忙解决问题,维持治安。

　　传统上，暴力团分布最广,获益最多的行业是非法赌博,如今，已变成了武器走私、毒品贸易和色情业。日本有200多万名甲基安非他明吸食者,这些吸食者都是暴力团的毒品消费者。暴力团经营的色情业比日本法律规定的要露骨得多,这些色情业为暴力团创造的收入每年都高达数十亿日元。暴力团一直以来都是“浮世乐园快乐地带“的合作伙伴,如今他们控制了这里的一切,从色情表演到卡拉 OK。“浮世乐园”是类似于东京的六本木和歌舞伎町的地方。

　　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导演伊丹十三,在拍摄完电影《民暴之女》后,这样说道:“当今,没有人不惧怕暴力团的。”《民暴之女》讲述的是暴力团的勒索活动。后来,伊丹十三就收到了暴力团的死亡威胁，但是他没有胆怯,即使在遭到了后藤组成员毒打住院后，也没有停止过他的批判言论。1997年,暴力团将伊丹十三和一名年轻女子的照片发给了某些杂志社，随后,伊丹自杀身亡。伊丹的死,让他此前说过的话听起来似乎更有道理了。主要人物

　　当人们对暴力团发出责备的时候,暴力团总是会说,“黑白两道各走一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这种说法源自暴力团的核心思想--“街道两边,一边是白道,一边是黑道。赌徒们走黑道,市民走白道”，

　　1945年起,许多重要的暴力团人物开始离开黑道，进入公众视野。日本,和大多数国家不同,他们对暴力团重要人物的评价，多数是毁誉参半的。在这些同时行走于黑白两道的暴力团重要人物中，名气最大的要数儿玉誉士夫。

　　儿玉誉士夫青年时代生活在被日本占领了的朝鲜,这个时期的朝鲜正被许多神秘的秘密社会组织的乌云所笼罩,到处都是极端民族主义党派和暴力团组织。受此影响,儿玉誉士夫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也建立起了一个右翼的准军事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尽可能多地向朝鲜和满洲输送毒品,消磨那里人民的反日斗志，认为这就是在尽爱国义务。该组织参与了三起重要的暗杀活动，暗杀的是三个主张要与邻国和平共处的日本政要。后来，儿玉誉士夫因卷入日本首相暗杀案被判人狱,二战期间被释放。被释放的原因是，他建立的毒品走私网络,可以协助日本发起对外战争。

　　但是,没过多久,儿玉誉士夫就又回到了监狱。1945 年,他被美国指控为甲级战犯,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在监狱的这段时间,是儿玉誉士夫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正是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成为黑白两道呼风唤雨的人奠定了基础。和儿玉一同关押在巢鸭监狱的这些甲级战犯,释放后因协助美国抵制共产主义,都成为了日本的政要和日本商界的著名人士。这些人也都是儿玉誉士夫的终身好友，这些人中，有那个自称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法西斯主义者--笹川良-和包括后来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在内的日本自由民主党领导人。

　　在暴力团组织内,儿玉誉士夫扮演的是黑幕的角色(黑幕指的是拥有人们看不见的权力的人)。在他的帮助下,暴力团成功制造了数百起贿赂案,还与政界、商界建立了联系。1976年,儿玉誉士夫因洛克希德丑闻名誉受损。洛克希德是美国一家大型的飞机制造公司,该公司为了赢得一份利润丰厚的商业合同向日本航空公司提供他们生产的新一代大型喷气机,制造了一起数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巨额贿赂案,而儿玉誉士夫就是这起贿赂案的策划者。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儿玉誉士夫的过错不在于行贿,而是在于他是在为外国公司服务。

　　随着洛克希德案的曝光,儿玉誉士夫协助建立的贿赂网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被日本人称为了“黑幕”。但是,黑幕的曝光,并没有改变暴力团与大公司及自由民主党之间相互勾结的局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黄色火锅店”丑闻后,日本才开始严厉打击黑幕活动。“黄色火锅店”,是暴力团开办的,主要是用来讨好他们政界、警界“好友”的。

　　暴力团组织内,儿玉誉士夫负责搭线建立的联盟,最重要的要数田冈一雄和稻川圣城之间的联盟,这两位分别是山口组和稻川会的领导人，他们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最成功的两位暴力团老板。他们几乎统治了日本黑社会的半壁江山。儿玉誉士夫,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促成了两人的合作。两人实现合作后,停止了无谓争斗，继续发展各自的事业。

　　田冈一雄的继任者是竹中正久。竹中正久,曾受日本政府之邀,协助解决由暴力团不良信贷引起的银行业和金融业的问题。竹中正久是另外一个步人白道的暴力团成员。但是，竹中正久呆在白道上的时间并不长，他在担任山口组领导人一年后，就遭到了山口组分裂组织一和会枪手的暗杀。正久的死,引发了“山一之战”,这场战争堪称是暴力团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竹中正久虽然死了,但他仍不失为暴力团的一位重要人物。日本暴力团的现状

　　这是一个有组织犯罪活动泛滥的国家,政府要和犯罪组织商讨如何更好地解决犯罪问题,警察发现政界领导人公然保释他们所抓到的罪犯,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国度里,人民不会对国家现存的法律和制度提出抗议。然而，日本定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却显示,日本公民对国家的治安现状表示满意。

　　局外人很难理解在日本发生的这一切。在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国度里,没有人要去推翻暴力团组织在政治上享有的优先权,即使在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丑闻后。自20世纪 90年代“黄色火锅事件”曝光后,连续又有一些丑闻被揭发出来,其中包括一位政要被抓到用一辆购物车推着一大车贿赂得来的钱,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引发民怨，公众没有提要结束这些政治腐败现象的要求。没有人要推翻幕后黑手,没有人要揭开黑幕。

　　一些评论家指出,暴力团之所以能够只遭到很少批评，可以继续享有它原有的地位,其原因在于它对日本社会的经济渗透。暴力团组织不仅控制着每年获利数万亿日元的日本黑社会，同时还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合法商业帝国,暴力团从事的合法生意涉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银行、医院、电影工作室等，取缔暴力团组织，也就意味着要伤害到无数受雇于暴力团组织开办的企业的无辜市民。

　　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不能解决暴力团问题,原因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暴力团老板藤井胜曾说,我们代表的是日本人的精神”。他的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暴力团组织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的姿态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他们总是支持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许多人眼里,暴力团是那个高贵的时代的延续。

　　暴力团起源于浪人与侠义平民的传说,一直是日本艺术和文学领域很受欢迎的主题。日本现代的漫画和动画也都保留了艺术和文学领域的这一传统。在漫画和动画电视节目中，暴力团被美化为共同利益的保护者。热门的动作片中,暴力团的枪手被描绘成像警察一样的英雄。在暴力团进行大量投资的日本电影行业，像遭到暴力团毒打和骚扰的电影导演伊丹十三一样,将暴力团描绘成暴徒和恃强凌弱者的现象是少之又少的。

　　暴力团看来似乎真的很成功,因为许多新闻工作者都在寻找各种材料，争相发表暴力团失去了对某某犯罪活动控制权的报道。这些谣言是，暴力团在和诸如韩国、中国这些外国对手的竞争中,失去了对毒品、色情、卖淫、敲诈以及非法赌博等行业的控制，但是结果总是证明,这些报道都是夸大其词的,事实上暴力团依然牢牢地掌握着对这些行业的控制权。暴力团还允许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进入日本境内从事犯罪活动，然后向这些集团“抽税”。抽税的做法,不仅让暴力团分享到了利益，而且还让暴力团可以集中火力发展其他地区的犯罪事业。

　　暴力团还很会处理公共关系，在和警察打交道过程中，暴力团很有一套。他们收买了很多警界要人，每次警察发动逮捕活动，他们总能事先得到风声,而每次逃掉的时候,他们也总会留下一些枪，以让警察可以向外界宣布逮捕行动获得了成功。如果很多市民对他们的活动提出了抗议,他们就会让警方逮捕一名资格较浅的成员，以平息民愤,让各方都有的交代。外国犯罪集团参与了他们的犯罪活动后,他们就让警方抓捕非暴力团成员，用以表示打击有组织犯罪决心。今天的暴力团,仍是很成功的。

　　不过,暴力团的上空也还是笼罩了一片乌云。根据前警察指挥官宫胁磊介的说法,这片乌云是“暴力团的动力问题”。该名指挥官和许多犯罪学家都认为,目前暴力团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扩张。和那些已经控制了国内市场的企业一样，暴力团要么就是想方设法对外扩张,要么就要面对国内日益激烈的竞争。目前,暴力团已在韩国、夏威夷、加利福尼亚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他们在其他国家的事业,依然举步维艰。一位专家告诉我说:“暴力团需要合适的外国伙伴,但是他们上哪里找得到跟他们一样强大和专业的伙伴呢?”

　　敲诈和勒索不同,勒索发起的是身体上的威胁,而敲诈发起的是名誉上的威胁。敲诈者的要求得不到的满足的话,他们通常就会威胁要揭发一个危害某个人社会或商界地位的信息，有的时候，还是一些会引起刑事指控的信息。

　　”敲诈“这个词的来源是有争议的。一些人说它起源于声名狼藉的“黑手帮”,这是一个意大利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但是它看起来,似乎和那个“黑租”更有关系,黑租是付给那个我们所知道的由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组成的被称为“边境流氓好汉”的匪帮,以逃脱他们的袭击。

　　有组织犯罪分子所进行的敲诈活动,通常都不沙及金钱。敲诈通常是为了让政客、公务员、法官和警察做出让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至少被一位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老板敲诈过,被敲诈的原因要么是他的好赌,要么就是他与同事克莱德·托尔森之间的同性恋关系。

　　公司敲诈的目标都是大企业，这是日本暴力团的专长。他们常常设下甜蜜的陷阱,引诱那些商界的高层人士犯错，然后在获得这些人性倾向或不忠的证据,就开始敲诈这些人。他们通常威胁要在股东大会上,散发这些照片。暴力团曾成功地敲诈了一家大型的食品公司-江崎格力高株式会社。敲诈的手段不是威胁说要在该公司的产品中投毒,而是四处散步谣言他们已经那么做了，江崎格力高公司深知,谣言会毁坏公司的产品销售和公司的声誉，所以只得任其敲诈,乖乖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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